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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產業結構的提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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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騰訊研究院”（ID:cyberlawrc），作者：企鵝經濟學，36氪經授權發布。
摘要 / 研究發現，中國產業結構在以下七個方面存在顯著的提升空間：
（1）中國產業結構發展過程中存在明顯的異步現象，國內已形成“三二一”型的結構特征，但在國際上則遲遲未能突破“一二三”型結構的約束；
（2）三次產業的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的偏離度較大，部分地區的“鮑莫爾成本病”問題有待徹底解決；
（3）三次產業存在由東向西梯度遞減的空間特征和區域不均衡特征，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從東向西轉移的速度開始減慢；
（4）三次產業存在“南高北低”的空間特征和明顯的產業結構區域不均衡特征，尤其是2012年以來三次產業開始由北方地區加速向南方地區轉移；
（5）中國產業結構在東中西方向上的空間溢出效應和協同效應在減弱，而在南北方向上的空間虹吸效應和馬太效應在加強；
（6）制造業“大而不強”和關鍵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扭轉，各行業智能化發展水平參差不齊，中高智能化水平行業較少；
（7）生產性服務業在產值、就業和投資等方面均低于生活性服務業，生活性服務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較快，而生產性服務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緩慢。產業互聯網致力于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為數字時代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提供了重要機遇。為此，需要通過“數實共生”推動第三產業發展，尤其是提高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速度，產生“結構紅利”；需要堅持以智能制造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方向，加快構建完備的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政策框架體系；應積極探索數字經濟時代產業結構空間布局演變規律與特征，動態優化產業政策框架。
中國三次產業結構發展
規律及異步現象分析
長期以來，全球范圍內就已形成穩定的“三二一”型產業結構發展規律，即第三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高于第二產業，第二產業所占比重高于第一產業，而且第一產業與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均呈下降趨勢。世界銀行數據表明，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別從1995年的7.60%和31.94%下降至2018年的3.27%和25.61%，而第三產業所占的比重則不斷上升，由1995年的60.46%增長至2018年的71.12%。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業結構也呈現出深刻變化。整體來看，我國的產業結構發展過程，在理論上，符合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庫茲涅茨提出的產業結構發展規律；在實踐上，也符合全球產業結構演進的特征事實。如圖1所示，1978—2020年間，第一產業的比重持續降低，第二產業的比重波動下降，第三產業的比重則持續上升，分別由1978年的27.7%、47.7%和24.6%下降（上升）至2020年的7.6%、37.8%和54.5%%。
我國產業結構的發展過程呈現出顯著的階段性特征。如圖1所示，從產業增加值來看，第一階段為1978—1984年，呈現出工業為主、農業次之、服務業最低的“二一三”型結構；第二階段為1985—2012年，呈現出工業為主、服務業次之、農業最低的“二三一”型結構；第三階段為2013年至今，形成以服務業為主、工業次之、農業最低的“三二一”型結構。實際上，不僅在產值結構方面，而且在三次產業的就業結構、增長率結構、貢獻率結構、對GDp的拉動作用等方面，都在2013年左右同步轉變為“三二一”型結構。
就中國的三次產業增加值分別占世界經濟的比重而言，如圖2所示，三次產業占全球GDp的比重均呈現出持續上升的趨勢，分別從1994年18.40%、4.40%和1.82%增長至2019年的24.35%、22.13%和9.52%，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呈現出第一產業占比大，第二產業居中，第三產業占比最小的特征。而且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工業加速向中國轉移，使得中國第二產業在世界經濟中的占比增長最快，而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占比則保持相對一致且較低的增長速度。
比較圖1和圖2可以發現，中國產業結構發展過程中存在明顯的異步現象，即產業結構在國內早在2013年就已形成“三二一”型的結構特征，但是在國際上則遲遲未能突破“一二三”型結構的約束，產業結構在國內和國際上的特征差異明顯，演進步伐不一致。直觀體現為中國第一產業占世界經濟的比重較高，產業基礎仍然較為薄弱；第二產業所占比重雖然加速上升，但尚未根本扭轉“大而不強”的局面；第三產業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則仍然較低，產業內部優化升級的步伐緩慢。這是中國產業結構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之一。
中國產業結構合理化
與高級化程度測算
我們借鑒干春暉等（2011）的處理方法，利用泰爾指數衡量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計算公式為：
其中，TL表示泰爾指數，Y表示產值，L表示就業，i（=1,2,3）表示三次產業。當泰爾指數等于0時，表明經濟處于均衡狀態，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最高；如果泰爾指數不為 0，表明產業結構偏離了均衡狀態，產業結構不合理；因此，泰爾指數是一個反向指標，指數值越低表明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越高。
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的測算結果表明，如圖3所示，自1978年至今，我國產業結構整體上呈現趨于協調、均衡、合理的狀態。泰爾指數顯示出我國產業結構合理化演進呈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78—1984年，泰爾指數由0.40降至0.23，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不斷提升；第二階段為1985—2003年，泰爾指數出現小幅上升，由0.25上升至0.32，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出現下降；隨后進入2004年至今的第三階段，泰爾指數由0.28迅速下降2019年的0.11，為歷史最低水平，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借鑒阮陸寧等（2018）的處理方式，利用勞動生產率衡量我國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計算公式為：
其中，Ht為t時期的產業結構高級化值；αit為t時期i次產業增加值占當期GDp的比重；LpNit為經過標準化處理的勞動生產率，可以用來衡量該次產業的高級化程度。
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的測算結果表明，如圖4所示，改革開放后我國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不斷提升，從1978年的0.02提高到2019年的2.07。我國產業結構高級化演進呈現出三個階段性變化特征：第一階段為1978—1991年，我國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增長較為緩慢；第二階段為1992—2007年，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提升的速度開始加快；第三階段為2008年至今，國際金融危機以后我國產業結構優化速度進一步提高，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迅速提升。
雖然如此，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空間仍然較大。一方面，三次產業的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的偏離度較大，需進一步疏通勞動要素自由流動的各個環節，促進勞動力在三次產業間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三次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還有待進一步提升，部分地區的“鮑莫爾成本病”問題有待徹底解決，產業發展需要提質增效。這是中國產業結構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之二。
中國產業結構發展
的區域特征考察
通過將我國劃分為東、 中、西部三大經濟地帶和南北方地區，我們可以發現，在產業結構發展過程中，三次產業均一致地呈現出從東部向中西部轉移、從北方向南方轉移的趨勢。
我國三次產業的東中西部區域結構呈現出三個典型特征。第一，各地區三次產業占全國GDp的比重均一致的呈現出東部地區最高、中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最低，客觀上存在由東向西梯度遞減的空間特征。第二，三次產業均在不同程度地從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區域間產業結構布局持續優化。第三，產業結構的空間布局仍然存在較為明顯的區域不均衡特征，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之間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尤其是2012年以來，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從東向西轉移的速度開始減慢。這是中國產業結構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之三。
我國三次產業的南北方區域結構也同樣呈現出類似的兩個典型特征。第一，南北方三次產業占全國GDp的比重均一致的呈現出南方地區高于北方地區，客觀上存在“南高北低”的空間特征。第二，同樣存在明顯的產業結構區域不均衡特征，尤其是2012年以來三次產業開始由北方地區加速向南方地區轉移。這是中國產業結構發展中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之四。
產業結構區域轉移過程可以發現，中國產業結構發展過程中存在矛盾現象，即在東中西部方向上呈現從經濟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的持續轉移，但是在南北地區方向上則呈現從經濟較差地區向經濟較好地區的加速轉移。這說明，一方面，在東中西方向上存在空間溢出效應和協同效應，先富地區正在帶動后富地區發展，但是轉移速度正在減慢；另一方面，在南北方向上存在空間虹吸效應和馬太效應，產業資源不斷地從較差地區向富裕地區轉移，而且轉移速度正在加快。這是中國產業結構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之五。
中國工業與服務業
內部結構特征分析
在考察完三次產業的產值結構、優化升級與空間布局的特征和問題后，我們繼續深入到產業內部探索產業內部結構的演進規律。
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行業分類》將制造業分為30個大類。由于制造業內部各行業間差異較大，按要素投入密集程度將這30個大類分為勞動密集型行業、資本密集型行業和技術密集型行業。如圖11所示，自21世紀以來，技術密集型制造業企業平均用工人數迅速增長，于2011年超過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企業，制造業內部結構由勞動密集型行業為主導轉向以技術密集型行業為主導。自此之后，我國制造業內部結構呈現技術密集型大于勞動密集型大于資本密集型的格局。
但是，同時也應該注意到，目前我國制造業“大而不強”和關鍵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扭轉。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浪潮下，智能制造的發展空間有待進一步開拓，發展速度有待進一步提高。現有文獻研究表明，中國制造業面臨的最為深刻的挑戰來自工業互聯網和智能制造，雖然我國制造業總體智能化水平居于G20國家前列，但發展增速不如傳統制造業強國；而且我國制造業分行業智能化發展水平參差不齊，中高智能化水平行業較少（高柏、朱蘭，2020；王媛媛、張華榮，2020）。這是中國產業結構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之六。
在對服務業內部劃分時，通常根據產業屬性的差異，將服務業劃分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即產出以知識為主、主要提供科技含量高的專業性產品和服務的行業，其余為生活性服務業。
通過比較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業的產值結構、就業結構和投資結構，我們可以發現，中國服務業內部結構演進呈現出兩個明顯特征，如圖12-14所示。第一，生產性服務業在產值、就業和投資等方面均低于生活性服務業。在產值比重方面，雖然近年來生產性服務業比重有所上升，但與生活性服務業之間仍存在約20%的差距。在就業和投資方面，生產性服務業吸納的就業人數和吸收的投資額度均遠低于生活性服務業。第二，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業在就業和投資之間的差距呈進一步擴大的趨勢。在就業方面，兩者的差距從2003的2861萬人擴大到2018年的3625萬人。在投資方面，兩者的差距在2003—2017年間，擴大了13倍以上。由此導致的一個突出問題是生活性服務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較快，而生產性服務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緩慢（韓英、馬立平，2020）。這是中國產業結構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之七。
數字技術和產業互聯網助推
中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伴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深入發展，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技術的發展將對產業結構產生深刻影響，同時也揭示了中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基本方向。產業互聯網的發展通過促進數字技術與傳統經濟的深度融合，推動智慧農業、智能制造、智慧能源、智慧教育、智慧醫療、智慧零售等傳統產業的數字化改造和新業態孕育發展，為數字時代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提供了重要機遇。
第一，通過“數實共生”推動第三產業發展，尤其是提高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速度。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通過加快某一產業部門的發展來推動經濟的增長，并通過產業關聯效應和上下游產業間的協同，促進勞動、資本與技術要素的合理流動與高效配置，從而產生“結構紅利”。
一方面，需要加速第三產業的發展，進一步提高中國第三產業占世界經濟的比重，提升中國第三產業的全球經濟地位。另一方面，在加快第三產業發展的過程中，需要重視存在的“結構負利”現象，尤其是因高端生產性服務業未能得到充分發展，導致其關聯效應對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帶動作用難以發揮，對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產生了消極影響，且在東部地區較為明顯（黃陽平、劉妍璇，2020；郭淑芬等，2020）。
騰訊研究院《數實共生：未來經濟白皮書2021》提出“數實共生”的理念，認為傳統產業要通過數字技術改進設計、研發、生產、制造、物流、銷售、服務，創造新業態、新模式，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創新升級。因此，對于東部地區，需要通過整合現有資源，積極運用各類信息技術等促使生產性服務業向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等高端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對于中、西部地區，提升生產性服務業發展規模對產業結構升級具有積極意義，通過加速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協同發展、加快高端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促進傳統經濟向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方向轉變，從而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升級（郭淑芬等，2020）。
第二，堅持以智能制造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方向，著力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
智能化發展不僅對制造業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而且通過打破或弱化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路徑依賴，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型起到支持作用（溫湖煒等，2021；許清清等，2020）。比如，騰訊WeMake工業互聯網平臺旨在成為工業互聯網的“連接器”、“工具箱”與“生態共建者”，將強大的云計算、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5G、安全等數字技術以平臺化的方式輸出給全行業，有助于規模化降低制造企業云化、數字化、移動化與智能化的門檻。
我國未來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政策的制定應從加大以鼓勵創新為導向的供給型政策工具的推動力度、強化以完善機制為導向的環境型政策工具的影響作用、增強以分擔風險為導向的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拉動效應等方面予以完善，強調各類政策工具組合的整體協調性，加快構建完備的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政策框架體系（那丹丹，2021）。在全球化時代打造以智能制造為基礎的制造業競爭優勢的產業政策的六個著力點，即加強要素供給、建設基礎設施、改善制度環境、擴大市場規模、打造產業集群和鼓勵行業競爭（高柏、朱蘭，2020）。
第三，積極探索數字經濟時代產業結構空間布局演變規律與特征，動態優化產業政策框架。
正如李曉華（2021）指出，新產業革命的興起與發展將對產業空間布局的深遠影響正在逐步顯現，在經濟地理空間方面呈現出“大分散、小集中”和“實分散、虛集中”的新特征。目前，我國在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方面的現行政策，如《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2019）》、《關于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指導意見》、《智能制造發展規劃（2016-2020年）》等，對產業空間布局的規劃仍然重視不夠。為了遏止南北區域間產業結構出局的擴大，促進東中西部地區間產業布局的區域轉移，需要在調整優化相關政策文件時，提高對區域間產業布局的重視程度，并及時采取相應的措施。
為此，需要深入研究2013年以來產業南遷加速與產業西進減速的原因，重視考察利用數字技術和數字產業彌合區域產業結構鴻溝的途徑，為相關政策的更新提供參考依據。需要推動落實《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體制的意見》，加快構建完善的數據要素市場，積極引導勞動、資本與技術等生產要素的區域間自由流動，破除阻礙要素自由流動的制度壁壘，提高要素市場化程度，優化要素的配置結構，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充分發揮要素配置結構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介導作用。此外，還應盡力避免政策制定執行過程中的“一刀切”做法，根據不同地區的發展階段、產業基礎和競爭優勢，分類制定因地制宜、因勢利導的政策措施，同時也要兼顧不同區域間的協調互補。
企鵝經濟學工作坊
項目成員
陳維宣騰訊研究院研究員、博士后
張旻騰訊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
白惠天騰訊研究院研究員、博士后
項目負責人
吳緒亮 騰訊研究院首席經濟學顧問
參考文獻：
[1]干春暉、鄭若谷、余典范：《中國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和波動的影響》，《經濟研究》2011年第5期，第4-16頁。
[2]阮陸寧、康柳婷、熊玉瑩：《中部地區產業結構高級化測度及效應分析》，《財會月刊》2018年第10期，第11-17頁。
[3]《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中指出“我國經濟分布客觀上存在著東、 中、西部三大地帶”，根據“七五計劃”將全國劃分為三大經濟地帶，通常也稱為三大地區，即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其中東部地區包括遼寧、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海南等12個省份，中部地區包括黑龍江、吉林、山西、內蒙古、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9個省份，西部地區包括重慶、四川、云南、貴州、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10個省份。
在劃分南北方地區時，通常以秦嶺-淮河線為分界，其中北方地區包括北京、天津、內蒙古、新疆、河北、甘肅、寧夏、山西、陜西、青海、山東、河南、遼寧、吉林、黑龍江等15個省份；南方地區包括安徽、江蘇、浙江、上海、湖北、湖南、四川、重慶、貴州、云南、廣西、江西、福建、廣東、海南、西藏等16個省份（因秦淮線橫穿安徽和江蘇兩省，但是省會合肥與南京均在秦淮線以南，因此將兩省歸為南方省份）。
[4]勞動密集型行業包括：農副食品加工業、食品制造業、酒、飲料和精制茶制造業、紡織業、紡織服裝、服飾業、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業、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業、家具制造業、造紙和紙制品業、印刷和記錄媒介復制業、文教、工美、體育和娛樂用品制造業、金屬制品業，資本密集型行業包括：煙草制品業、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業、化學纖維制造業、橡膠和塑料制品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廢棄資源綜合利用業、汽車制造業，技術密集型行業包括：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業、醫藥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運輸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業、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制造業。
[5]高柏、朱蘭：《從“世界工廠”到工業互聯網強國：打造智能制造時代的競爭優勢》，《改革》2020年第6期，第30-43頁。
[6]王媛媛、張華榮：《G20國家智能制造發展水平比較分析》，《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0年第9期，第3-23頁。
[7]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生產性服務業統計分類（2019）》和《生活性服務業統計分類（2019）》，本文將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金融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等5個行業劃為生產性服務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房地產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教育業，衛生和社會工作，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等9個行業劃為生活性服務業。需要說明的是，在批發和零售業中批發行業屬于生產性服務業，零售業屬于生活性服務業，由于數據限制，本文將批發與零售業整體劃入生活性服務業。
[8]韓英，馬立平：《中國高質量發展階段下的產業結構變遷與經濟增長研究——基于結構－效率－速度的邏輯框架》，《經濟與管理研究》2020年第41卷第12期，第28-40頁。
[9]黃陽平、劉妍璇：《產業結構調整中的“結構負利”規避和經濟高質量發展》，《東南學術》2020年第5期，第117-125頁。
[10]郭淑芬、裴耀琳、吳延瑞：《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效應研究——來自中國267個城市的經驗數據》，《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0年第10期，第45-62頁。
[11]騰訊研究院、IDC：《數實共生：未來經濟白皮書2021》，騰訊研究院公眾號2021年1月21日。
[12]溫湖煒、鐘啟明：《智能化發展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來自制造業上市公司的證據》，《中國科技論壇》2021年第1期，第84-94頁。
[13]許清清、董培超、路蘭：《智能制造驅動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型實證研究》，《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7期，第25-38頁。
[14]那丹丹：《我國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的政策工具研究》，《行政論壇》2021年第1期，第92-97頁。
[15]李曉華：《新工業革命對產業空間布局的影響及其表現特征》，《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網絡首發版。
